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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毒品案件的主觀“明知”
時間:2018-03-29  作者:劉棟 楊國彪  新聞來源:原創  【字號: | |

摘 要: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具有普遍的共存關系,依照經驗法則,當基礎事實出現時,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推定事實也會出現,兩者具有高度的蓋然性,只有極少數的情況例外。

關鍵詞: 毒品犯罪;明知;推定事實

 

根據犯罪構成理論,毒品犯罪是故意犯罪。毒品犯罪行為人必須是主觀上明知其行為違反我國刑法規定的禁止性行為,至少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實行禁止性行為,才能構成相關的毒品犯罪。

    一、一般明知和特別明知的特點

刑法理論認為以上是“一般明知”,即常識性的明知。毒品案件在有的法條中對“明知”有特別明文的規定或者蘊涵特別內容,即規定了特定事項作為某種毒品犯罪的構成的主觀要件,行為人沒有認識到這些事項,就不構成該罪。如第350條“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為其提供前款規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共犯論處;第355條前半段非法提供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罪,也蘊涵著要求依法從事生產、運輸、管理、使用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人員,“明知”對方是吸毒人員,向其提供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如果不明知而提供上述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比如醫生以為對方真的是需要以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止痛而提供,就不構成此罪。以上我們稱之為“特別明知”。鑒于毒品犯罪案件具有相當的特殊性,給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明知留下了較大的爭議空間,也給一些販毒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機,嚴重制約對販毒行為的打擊力度。

    二、主觀“明知”在司法實踐中的思考

法官采用事實推定明知,即根據案件中已存在的事實,運用經驗法則進行邏輯上的演繹,從而推斷出被告人主觀上的故意內容的存在與否。如持毒人即使不知毒品純度是多少,也不知是海洛因還是冰毒,但只要有證據證明以下事實的存在,再加上考慮一些環境因素和主體因素,即可推定其主觀上明知:(1)如行為人采用體內攜毒,或隱匿于衣服鞋子的夾層、水果及各種器皿等別人不易發現的地方,即采用高度隱蔽的持毒方式。如某市檢查站查獲一運輸三合板的汽車,發現這些三合板中間被鏤空成鞋掌形,內放用塑料袋包裝的海洛因。最終法院認定行為人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販毒,具有販賣毒品的故意;(2)行為人以高度詭秘的交、接貨方式將毒品放在人跡罕至的地方或者特別隱蔽的場所,確能證實毒品系其所放;(3)在口岸、機場、車站、碼頭和其他檢查站點檢查時,執法人員要求行為人申報非法物品、其他疑似毒品和為他人攜帶的物品,并告知不如實申報的法律責任,行為人未如實申報,在其攜帶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如南亞某國女子在機場因行為可疑被海關檢查,查出其隨身攜帶的皮包夾層放有高純度的海洛因,法院推定其“明知”,判處刑罰;(4)行為人雖稱毒品系他人所有,不知是毒品而代其保管或者運輸,但領取了高額的報酬,從常識即可推定行為人系主觀上具有明知;(5)行為人逃避檢查,檢查時逃跑或者在檢查中將其所攜帶的物品丟棄,或不講明自己的具體住址和真實姓名的;(6)以虛假地址或者假冒他人身份辦理托運手續,從其托運的貨物中查獲毒品的;(7)行為人有毒品犯罪前科,對毒品的認識能力都較常人有著更直接的感受或經驗,如果毒品由行為人實際占有和支配但卻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也可推定其主觀上的明知。同理,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本身進行販賣毒品犯罪活動,在其身邊、住處被查獲毒品,即可推定這些毒品是用以販賣,而不是單純的持有;(8)在其住所或租用的房屋、旅店中查獲毒品,同時有證據證明房間鑰匙由其獨有;有住宿登記或租房協議,房主的證言證明其有使用權,可認定明知;(9)在其住處搜出分裝、加工毒品的天平秤、千斤頂、包裝袋等,同時查獲毒品的;(10)從毒品或毒品的包裝物上檢出該人的指紋。當然,推定明知是一種從客觀到主觀的推定,它必須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礎事實之上的,而且該基礎事實必須是客觀、真實。推定明知還必須結合犯罪主體的具體情況,比如年齡、文化程度、智力發育等情況,因為這些情況都可能影響到被告人對行為性質的理解。推定明知不是憑空猜測,一旦推出的結論不是唯一的,就不能認定被告人明知。而且,要允許被告人對基礎事實進行解釋。這種解釋不是把舉證責任強加給被告人,而是給其一種辯解的機會和權利,也有學者認為這是“舉證責任的轉移”。行為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才能推定為明知。

    三、國際上對推定明知的精神

這種做法在國際上也是通行的,而且有國際公約依據。英國1994年《刑事審判和公共秩序法》有好幾條規定體現了這個精神。警察在犯罪嫌疑人身邊或住處查獲了可疑的物品或是可疑的材料,就有權要求當事人對有關情況做出解釋。如果當事人不愿意或不能夠合理解釋,可推定他對持有物品性質有概括的認識,也就是明知這個東西是毒品,當然他不一定知道它的純度含量、純度。聯合國19881229日在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第六次大會上通過的、我國批準簽署的《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第3條第一款規定:“構成本條第一款所列罪行的知情、故意或目的等要素,可根據客觀事實情況加以判斷。”也就是說,允許根據查明的客觀行為推斷出主觀故意的內容,這種推斷不應被認為是客觀歸罪。

我國《刑法》對認定故意犯罪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明知沒有任何規定,也未作任何約定,為此給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明知留下了較大的爭議空間。因而在打擊毒品犯罪的司法實踐中,較多地出現了抓而不能捕、捕而不能訴和訴后判無罪的情形,給一些涉毒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機,為社會穩定及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埋下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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